《超女纪念碑》宋庄现场

　　按其已然之迹而诋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难。——苏轼《国学秋试策问二首》
　　一
　　2006年10月10日下午，我和龙翔在宁波参加一个座谈会， 突然接到重庆一家报社记者的电话，说我和戴耘创作的《超女纪念碑》在网上引发了争议，让我谈谈这件作品。我问，网上议论是肯定的多，还是否定的多？记者说，否定的多，这让我心里“格登”了一下。
　　为什么是否定的多呢？我刚在北京（10月7日到9日）参加完宋庄艺术节及研讨会，听到较多的是对作品的肯定。这件作品5月份还在深圳展览过一次，也是如此。
　　从宁波回杭州，由于正在给中国美院雕塑系研究生上课，顾不上到网上看看。第二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裤兜里手机开始一次次震动，不屈不饶。下来一看，几十个未接电话，11个各地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
　　回到住处，用座机接受电话采访，接了两三个电话，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媒体的问题与艺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是“超女”，譬如：究竟是喜欢超女，还是反对超女？是不是哪位超女的粉丝？雕塑为什么只有李宇春和周笔畅，为什么漏掉张靓颖？晚上到网上看看究竟，一下子竟然懵住了，污言秽语，骂声滔滔，帖子铺天盖地，许多人干脆就是破口大骂。见过骂街的，没见过像这么骂街的。
　　在一个论坛上，一位网民反复写“狗屎”两个字，翻了几页，还是这两个字，不知道写了多少个“狗屎”。也真够难为他的了。他心里到底充满了多少仇恨？
　　从那天晚上起，我决定从此不再到网上看有关《超女纪念碑》的任何消息。
　　戴耘也开始从深圳打来电话，向我通报各种消息。后来，关于此事的各种消息我主要是从戴耘那里得来的。开始我有点担心戴耘年轻抗不住，就安慰他，让他不要接收采访；同时就算有什么打官司的事情，就由我一个人出面顶住好了，不要让两个人都陷进去。谁知戴耘很从容，也很冷静，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应对措施。
　　到后来，不同的声音多了，情况有所好转。在议论最热烈的时候，在搜索网站上，点击《超女纪念碑》，能检索到40多万个条目。
　　有几家电视台发出邀请，希望作者能够出镜，面对观众进行讨论。还有一家平面媒体约我，愿意出资真的把《超女纪念碑》铸铜放大，立在户外，以扩大影响。我知道，在媒体时代，个人在媒体导演下的任何行为都不过是装在它盘子里的菜，被消费的命运是肯定了的。于是，我开始拒绝媒体的任何采访和可能扩大事态的建议。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击打能力随着骂声，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都被骂成这样了，还能坏到哪里去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卷入诉讼。尽管也有朋友打电话过来打气：要是真告你，你可就真出名了。我以为，这种建议绝对是馊点子。在那段时间，我一直小心翼翼，唯恐惹上官司。
　　那么，关于《超女纪念碑》雕塑，人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一些说法：
　　1、最多发表意见的，是一些反对“超级女声”的人。他们许多人并没有看到作品，
甚至连照片都没见到过；他们也不知道《超女纪念碑》只是一件参展作品而已，并不是真的立了一个纪念碑。这些人的态度最激烈，也最盲目。他们反对超级女声，于是恨屋及乌，认为《超女纪念碑》是为超女树碑立传，玷污了纪念碑，败坏了艺术，鼓励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总之，他们把对“超级女声”的不满一股脑都发泄到这件作品上了。甚至也有所谓作家，雕塑家出来公开声讨，说作者追逐名利，贻误青年等等。
　　2、也有一些肯定超女的人出来说话，他们也是从喜欢、赞成超女的角度看问题的。
他们肯定大众文化，认为超女体现了艺术民主，体现了老百姓的民主诉求，所以是可以为“超女”树碑立传的。持这种意见在文化、教育界也有一部分人。我有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师，老教授了，专门打来长途电话，表示声援，还邀请我前去演讲；还有一些艺术界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表示声援。
　　3、也有从艺术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方面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作者是
一种反讽，通过这件作品表达对“超女现象”的批判和调侃；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在正面地塑造“超女”，用永久性的雕塑，肯定“超女”的历史地位。
　　4、比较有意思的是“超女”和她们的代理公司，以及“超女”的粉丝们。有记者
采访一些参加过比赛的“超女”，她们都比较“谦虚”，说，我们还年轻，还不够资格；希望以后做出更大成绩了，再为我们做纪念碑。
　　李宇春的代理公司表示作品侵犯了肖像权，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过了一段时间，口风又变了，说以前出来讲话的是公司底层人员，不代表公司意见，说社会关注“超女”现象是好事云云。周笔畅的公司则表示，用雕塑的方式表现“超女”，作为艺术创作，不便干预。
　　相当多的“超女“粉丝坚决抵制这件作品，这种造型，这种方式，伤害了他们心中的偶像。
　　以上这种种说法莫辨真伪，反正媒体上是众说纷纭。
　　总体来看，这件作品两头不讨好：反对“超级女生现象”的人不喜欢，“超女”本身和大部分支持“超女”也不喜欢。
　　那我得说说创作这个作品的经过了。
　　二
　　观看2005年“超女”决赛，纯粹是一个偶然的原因。
　　我一般是不看电视的。2005年8月26日下午，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约了好久，一直阴差阳错，没能一聚。谁知回复让我意外：晚上要看电视，“超级女声”总决赛，见面的事改日再说吧！
　　什么节目，这么吸引人？出于好奇，我也打开了电视。结果，这台节目让我震撼，湖南电视台也让我刮目相看。后来得知，就这个晚上，电视台总共收到几百万张短信投票，并获得了中国电视空前的收视率。
　　我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认真地对待。我凭直觉感到，不管愿意不愿意，不管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这个时代也许可以描述为“草根的时代”、“世俗的时代”、“娱乐的时代”等等。
　　9月份，和中规院深圳分院的朱荣远一起聊天，谈起共同策划过的一个项目，唐山公共艺术节，他说，这个项目还是有可能做的。说着说着，扯到了“超女”，我脱口说到，如果能做起来，我们合作，以真人为原型，做一个10米高，彩色的“超女纪念碑”，朱荣远听了很兴奋。
　　后来这个项目并没有实施，但我对《超女纪念碑》的兴趣未减。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艺术的公共性问题，以及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和消费社会问题。2003年我在批评家论坛提出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问题。2005年和鲁虹合作，专门以此为主题，主办了一届批评家论坛。“超女”现象，正好吻合了这种学术兴趣。我完全是把“超女”作为一个当代文化的个案来看待的。至于我自己，能够欣赏和接受“超女”们富于青春活力的演唱，但还没有着迷到成为粉丝的程度。
　　到2006年3月，我院青年雕塑家戴耘策划了“界内界外”当代艺术展，我作学术主持，又一次和戴耘谈到了《超女纪念碑》，而戴耘2005年曾经做过一个“电视英雄纪念碑”的作品，评价很好，对《超女纪念碑》他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俩决定合作，共同创作这件作品，参加这个展览。
　　选择纪念碑的方式，就在于它是雕塑的经典。当纪念碑雕塑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失去它传统效应的时候，与之相反，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纪念碑雕塑和大众文化相遇，将它们二者所暗含的矛盾和冲突，集于一身，对这件作品所希望表达的主题而言，是非常恰当的。
如果完全按传统纪念碑雕塑的语言来做，似乎又没有时代特点了，《超女纪念碑》毕竟是一件当代雕塑的创作，而当代社会的图像化，以及动漫、卡通作为当代视觉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雕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雕塑在语言上是时尚的，是诙谐和幽默的，它应该有适度的变形和夸张，人物造型应该带有卡通意味，不能简单采用写实雕塑的手法。
　　原来设想是塑造“超女”中最有名的三个人物：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后来发现三个人在一起在影像上比较凌乱，有点相互妨碍。我突然想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纪念碑雕塑的代表人物穆希娜，她的代表作《工人和集体农庄社会》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我们决定借鉴穆希娜的基本图式，也采用两个人。我们把李宇春和周笔畅的造型也变成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动作的造型，只是，李宇春高举的是“玉米”（“宇迷”），周笔畅则一手拿话筒，一手做“v”的手势。
　　为什么要用穆希娜的图式呢？首先，这与社会主义纪念碑雕塑传统有关。
　　早在1918年，十月革命硝烟未散，列宁就亲自签署了《纪念碑宣传法令》，要求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尽快建立宣传新思想、新人物的雕塑。穆希娜是苏联纪念碑雕塑的代表人物，她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创作于1937年，高达24.5米，这个不锈钢作品最初在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展览馆的顶部出现的时候，其昂首阔步的姿态轰动了西方世界，它成为苏联的骄傲。以后，这对仿佛要凌空飞翔男女不仅成为苏联电影的片头，还是苏联“国家的象征”。
　　其次，《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曾经是风靡社会主义国家的纪念碑雕塑最经典的作品，也是曾经最为流行的样式，这种样式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超女”则是当今中国最为流行的文化现象。在中国，雕塑中的苏式传统如今仍然存在，而同样来自西方，建立在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基础上的“真人秀”节目如今成为电视新宠，在当代大为流行。这两者之间尽管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但是，谁又能说它们二者之间就没有相似性呢？当年，《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如此有力地控制着这我们的视觉，今天，娱乐文化又以另一种方式，同样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眼球。
　　穆希娜作为一个时代和一种样式的代表虽然并不在场，但是，《超女纪念碑》对她作品的模仿，使她在场，这样为作品赋予了更深的历史内涵，而历史性和深度思考恰恰是娱乐文化所不具备的。
　　这种置换和替代意味深长。一方面，它针对着大众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又针对着雕塑的问题：新兴文化模式的崛起，传统艺术样式的消退；对流行文化的关注，对经典样式的回顾，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描述一个正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
　　只是，当我们用雕塑来表现当代娱乐文化现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更加轻松一些呢？所以我们对这件一米高的玻璃钢作品进行了色彩处理。这两个人物的鲜艳色彩是出于增添活泼气氛的考虑。
　　作品于2006年6月10日在深圳雕塑院当代艺术馆展出，观看展览的人觉得有趣，好玩。雕塑能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作出迅速的捕捉，在很多人看来，很难得，也很亲切。
　　8月，我接到中央美院邹跃进的电话，他受托将在10月初的宋庄艺术节上策划一个户外的公共雕塑展览，希望我帮忙物色参展作者。我说，这次想自己来，让《超女纪念碑》参加展览，邹跃进听了很感兴趣。
　　问题是，一米的作品在户外太小了，而这个展览又没有任何费用补贴。我和戴耘商量，两人出资把雕塑放大到两米，外表做成铁锈色，再做一个两米五的基座。
　　在宋庄艺术节上，这个作品总的反映是不错的，但是到10月10日，一个帖子出现在“猫扑网”上，并附了两张照片，说有人要给超女立纪念碑，表示不可思议。于是，一场风波在网上掀起。
　　《超女纪念碑》在网上遭到痛贬、热议之后，到年底，终于得到了些许的安慰。在《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先锋文化论坛上，张颐武、朱大可、李银河、于坚、南方朔、粱文道、许子东等学者共同参与，评选《超女纪念碑》为深圳十大先锋文化标签之一。它的评语是这样的：
　　以戏仿的方式，既颠覆了主流价值规范，也反讽了大众文化，达到了双重的喻指。它果敢地将娱乐事件与传统价值观里严肃意义的载体纪念碑进行嫁接，解构了传统纪念性雕塑，对艺术形式与观念形成强烈颠覆。有趣的是，纪念碑在深圳的反响稍显平淡，到了北京方显示出其“先锋性”带来的争议，而这恰从旁证明了深圳城市文化本身的先锋气质。
到此时，根据娱乐文化和媒介时代的逻辑，议论已经平息，人们的兴趣很快又被引入到另外一些事件上去了。
　　而我的思考却开始了。
　　三
　　艺术如何介入当代社会？当代艺术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方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中国，这种具有全球化背景的意识形态开始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套新的世俗社会的价值观。而且，这种世俗化的新的意识形态参与了对这个时代人格的塑造。
　　世俗化是纪念性的敌人。在这个日趋现实的世界里，对宏大理想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如果说纪念性充满了神圣感，而在大众文化流行使神圣感日趋消解；如果纪念性的潜台词是长久性，而当今的消费社会看重的恰好是一次性的曾经拥有……。
　　这套新的价值观是一把双面剑。
　　就“超女现象”而言，“想唱就唱”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认同的价值观；“海选”、“PK”所产生的新的娱乐文化的游戏规则；“票决”的民主表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对绝大多数普通人人敞开了实现自我的大门，森严的门禁解除了，神圣的等级消解了。在理论上，它给了让平凡的草根阶层编织自身梦想的机会；它让人们真切地看自己手指头所释放出来的权力居然可以影响结果……。这一切和人的身体的解放，感觉的解放是趋向一致的。
　　“超女女声”作为一个大众娱乐活动，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已经产生了影响。“手机投票”、“海选”、“PK”的方式事实上正在改变中国社会，这的确是不能小看的。
　　但是，这个时代又是充满了欲望的时代，努力拼搏，追求实现欲望的能力和本钱，成为人的行为价值的最高准则，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人生理想。
　　当代艺术的确是得风气先，把握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欲望的审美化，审美的欲望化；精英的消解；平民化意识的上升；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的模糊；以及文化的视觉化和当代艺术的图像化趋向等等。
　　当代艺术还具体描述了这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变化，它以解构、颠覆、调侃、反讽、挪用等方式，消解了传统价值。它使过去艺术的承载和使命感变得轻松好玩；使甜美的抒情变得粗糙怪异；使曾经高蹈的艺术世界开始表现身体的欲望和感性的要求；使曾经是诸神的殿堂，开始转变成为一个凡夫俗子的世界；使曾经精神的抒写转变为刻画日常的、普通的生活细节......。
　　然而，当代艺术仅仅做到这些够不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够不够？仅仅是感官的印证够不够？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么当代艺术势必成为光头泼皮的艺术，装疯卖傻的艺术，皇帝新衣的艺术，胡作非为的艺术！
　　应该承认，相对一部分当代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价值判断，并没有面对当代精神现实时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玩味上，有的甚至在努力迎合某种时尚的趣味，推波助澜。
　　《超女纪念碑》如何面对大众娱乐文化，如何表达它的价值态度？
　　它无法简单对社会现象进行表态，如果这样，它和用手机短信投票的粉丝有什么区别？艺术家之所以不是粉丝，在于他必须在作品中置入“思想”、置入“价值”，他应该关注“超女”的背后，他所表现的“超女”应该能反观对象，应该具有智慧和思想。
　　艺术介入社会的价值态度，决定了它无法对“超女”简单地作出好或不好，赞成还是反对的决定，它希望留给人们判断和想象的价值空间，也许就是《超女纪念碑》的两头不讨好的原因所在吧！
　　四
　　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超级女声”现象，思考围绕《超女纪念碑》雕塑所引发的争议，发现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技术基础，这就是媒介。
　　媒介哲学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的延伸，文化中的一切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并不喜欢“超级女声”。
　　我很看重“超女”，但我不是任何一个“超女”的粉丝；更没有用手机投票，让移动通讯挣我的短信费。说得再白一点，我看重“超女”不是因为她们的歌。从纯音乐欣赏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找到比“超女”多得多的有意思的音乐。
　　“超女”是传媒时代一个有标识性的大众文化事件，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可能会莫名其妙地为自己增添烦恼，让心情变得坏起来。
　　直到2005年“超女”决赛，我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超女”。那天，主办方特意请来了歌坛前辈，著名歌唱家马玉涛等人登场，可见用心之良苦。
　　“马奶奶”一亮嗓，果然好功力。我想，同台那些孙女辈的小“超女”们心里应该有数；应该知道自己离“马奶奶”有多远。但是，那天红的并不是“马奶奶”，而是超女的PK英雄。上亿的收视率并不是奔着“马奶奶”去的。
　　拿李宇春来说，“超女”冠军的桂冠刚戴上不久，就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且在华人娱乐明星的评选中，迅速成为与“天王”、“天后”们并肩而立的后起之秀。这种速度，这种方式，真是让很多人搞不懂。
　　我的答案是，搞不懂传媒时代，就搞不懂李宇春。
　　“超级女声”并不是一般性的唱歌比赛；也不是嗓音质量的评比。“超女”的走红，在于它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这个时代还有一种有无限潜力的歌唱，这就是传媒时代的歌唱。李宇春与其说是唱歌的英雄，不如说是传媒时代的英雄。
　　传媒时代对歌唱的重新编码和解读，让习惯了某种传播方式和判断方式的人感到困惑：凭什么一个初出茅庐，大学才读了两年的小丫头一下成为最耀眼的明星；拿到那么高的出场费。可气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滴水穿石，磨杵成针的歌唱艺术家反而远远不如她们？这不公平嘛！
　　不同的媒介，是没有相同公平的。如果按照传播学的断代，马玉涛属于印刷媒介时代的歌唱，李宇春则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歌唱。电子媒介在传播上的优势，使我们眼下的这个时代被人们成为传媒的时代。
　　马玉涛流行的时候，怎样才能听到她的歌？主要是广播和收音机。媒介的局限，使她歌声的传播选择性差，互动性差，方式单调；而且就感觉比率而言，人们基本上只能依靠听觉和她建立联系。
　　“超女”的感觉比率是全方位的。这是一个全面占有感觉的时代：视觉、听觉、触觉一起上；这还是一个数字传输的时代：电视、手机、网络的强强联合；这种超强的传播力量，加上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使“超女”成功地成为传媒时代娱乐方式重新洗牌的“社会总动员”。
　　并不是李宇春本人多么能秀，多么能唱，因为马玉涛是骑着马儿慢慢走，而李宇春则是开着超音速在天上飞。
　　有人说今年“超女”不如去年，这是对的。我今年就没有看“超女”。这一点都不奇怪，不追求永恒正是传媒时代的特征。
　　“超女”确凿地告诉我们，传媒时代真的来到了，我们要认真面对。同时，“超女”作为信使，我认为倒真是可以纪念的。
　　五
　　“法西斯”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意指一捆木棒上插着一把斧头，从图像上看，它的暴力倾向不言而喻。事实上，古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就是用它来执法的。对于谋反叛乱者，先是用木棍一顿痛殴，然后从“法西斯”上抽出斧头，将头颅砍下。
　　由此观之，希特勒的纳粹党为什么崇尚“法西斯主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然而，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在互联网时代， “法西斯”为什么可以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开放、自由准入的平台来借尸还魂？这就是人们经常谈及的“网络暴力”。
　　前不久，有文化学者在关注网络上的“铜须”事件：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妻子与一个网名“铜须”之间的婚外情在网上公布了，结果，“铜须”遭到了几万网民的围剿，这些“道德红卫兵”不辞劳苦，查出了“铜须”的全部资料并且在网上公布，不仅将他的个人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拨打了无数的骚扰和威胁电话。有网民对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行为的国外媒体记者表示，对于这种通奸者就是要追杀。
　　这帮“道德红卫兵”的思想与沈从文小说所描写的把通奸者装进竹笼沉潭的湘西人并无不同，其差别的只是把“实际行动”换成了“语言杀人”。
　　网络暴力是一种语言暴力。它们总是以正义和道德的名义，针对现实的事件和人物，以及网络上的不同意见者进行肆意的侮辱与谩骂，他们凭借相当数量的人群，在网上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网络暴力的肆无忌惮与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不对称有关。例如，当李银河对两性问题发表自己学术见解的时候，李银河的信息是公开的，她的身份，她的背景，完全是透明的。当部分的网民采用语言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学术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个人信息则是不必公开和透明的。信息的不对称，使网络施暴者完全没有顾忌，他们可以高举“法西斯”，肆意棒打李银河而不必得咎，这对李银河是不公平的。
　　网络暴力还与网络的自由准入制度有关。当然，它只是自由准入制度的副产品，是网络民主机体上的毒瘤。只是，一旦这些“法西斯”癌细胞扩散，互联网就会成为那些心怀憎恨者，或者精神变态者的发泄渠道，成为他们展现人性恶的天堂。
　　网络上有许多人对“超级女声”咬牙切齿。其实，不喜欢“超级女声”，并将这种不喜欢表达出来，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当一些人将这种表达转化成暴力方式的时候，这些施暴者有没有想到他们和超级女声的异同呢？
　　如果说，“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和无门槛“海选”得益于自由准入制度；那么，网络中的“跟帖”、“论坛”、“博客”在准入方式上与超级女声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超女”由于是“表演秀”，她们倾向于面对电视镜头，竭力展示和挖掘人性美的方面；而网络暴力者由于是匿名的，所以当他们看不顺眼时，倾向于发泄人性的恶和阴暗。
　　压抑、无聊、起哄、寻开心；生意或学业不顺、挨了上司的骂、两口子闹别扭……；这些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诱因。一个衣冠楚楚的白领，平时人模人样，一旦进入到网络世界，完全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面目狰狞的网上施暴者……。
　　网络法西斯，就是潜藏在人心深处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