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拥》1

《爱拥》2

《爱拥》3

　　刘永刚的归来是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令人震奋的现象。他传递了一种新的信息，这就是一批长期在海外研究学习的艺术家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国内艺术家的文化视野，并且在艺术语言的表达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1980年代以来普遍的追随西方双年展的艺术模式，也不同于当下一些在画廊商业操作下急于成功的风格样式，具体地说，这是一种真正有价值的融汇东西，打通中外的中国当代艺术。虽然这仍然不是十分成熟，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可以持续发展的艺术道路。评论家邓平祥称刘永刚具有打通东西两种文化的能力，实际上表述了这样一种判断，即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发展出真正具有艺术史价值的当代艺术，必须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而非表面性地选取若干政治、商业、流行文化的符号，拼凑所谓的“中国样式”，以博取国际策展人和画廊商人的青睐。
　　刘永刚的抽象性绘画无疑是十分优秀的当代绘画，既具有德库宁式的激情，也有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自由，同时还在色彩与构成方面表现了深厚的形式修养，是他去国十余年潜心研究的合理收获。当然，较之那些厚重颜料的表现性绘画，我更喜欢那些以综合材料创作的类似于文字结构和雕塑草图的构成性绘画。在这些作品中，色彩的因素退居于后，起而代之的是画家对空间与结构的研究，其中既有宏大的纪念性意志，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在空间中伸展衍生的激情，这种激情与大地和生长有关，是植物性的，生命性的，如德国艺术史家法兰克博士所评论的那样，充满了生命的冲动。这是十分契合刘永刚个人内在性格与精神追求的，反映了刘永刚艺术中某种古典主义的气质，也就是古典建筑与绘画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传统，那种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理解，对人的交往和情感的渴望，这在本质上是属于文艺复兴以来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宏观历史的人文传统。正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刘永刚发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义的尊严，以汉蒙等不同文字的另类表达方式，展现了一个多民族大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文明和未来理想。
　　由此，我看到刘永刚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以“爱拥”为题的102件石材雕塑组成的宏大装置时，涌入我脑海中的第一印象，竟然是秦汉时的大型兵马俑场面，他的这些站立的文字就获得了一种森然默立的无声的尊严。“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可以定义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它不仅要求有巨大的、持久的、艺术中的超常尺寸的含义，也指在历史中那些显著的、重要的、持续的价值。而刘永刚所要表现的，正是他对于人类永恒的爱与关怀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刘永刚以曾经具有广泛流通性，为民众熟悉的文字形式，打通了民族与国界的局限，以冰冷的岩石，表达了火热的激情，在独特的空间形式构造中，将材料与精神结为一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纪念碑与文字书法，曾经是一种密不可分的结合形态，但文字仍然从属于内容的表述，书法与雕刻也仅限于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表达，刘永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传统的字碑组合，使之成为字碑一体，字即是碑，碑即是字，而当我们进入刘永刚的文字艺术装置空间中，又全然忘却了哪里是字，哪里是碑，字与碑在人的基础上已经融为一体，成为人类生命与精神的象征。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文字、语言、书法与当代艺术的讨论。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中，中国文字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共艺术资源，当然与之相关的中国书法也是重要的资源。但是，着眼于文字与着眼于书法是很不相同的。举例来说，最早用有关中国文字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有谷文达、吴山专、徐冰，他们更多地是运用观念艺术的方式来解析文字与运用到作品中的。这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对于语言和文字的态度，即是注重形态还是意义，这是当代艺术中不同的处理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
　　刘永刚对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研究借鉴，在这个大的文脉系统中也可以得到观照与分析。可以说，刘永刚对文字的研究，在文化角度上，更多的是着眼于历史性、人文性的；在视觉艺术的意义上，更多是着眼于空间性与构成性的，正如评论家贾方舟所言，他的作品不具有文字的可读性，而具有造型艺术的可视性，这表明了刘永刚的艺术与中国人文传统和古典艺术的内在联系。
　　刘永刚的归来和举办展览，使我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群体，特别是一批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值得我们关注。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采用了抽象艺术的方式进行创作的。刘永刚也正是属于这一个留学德国的艺术家群体。我们可以从德国文化对中国艺术的影响这一角度来审视刘永刚的艺术，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当代物质生活交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相近，但文化传统并不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刘永刚的作品反映了这种不同文化的综合。我认为，对于21世纪的中国当代艺术，新的一代海归艺术家值得期待，是很有希望的生力军。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在海外文化的氛围中生活，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能力。与那些偶尔出去看一下的艺术家不同，他们的理解要更深刻、更全面一些。而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由于比较早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和创作条件，了解艺术市场对于艺术家的扶持与杀伤的双重性影响，从而能够更为纯粹地专注于艺术创作。
　　刘永刚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作品中的表现性，不是一般性的情绪化的表现，不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跟着感觉走”，也不是技巧性的优雅表现，或是对现实问题的功利性的主题解释，刘永刚作为一个富于思考的艺术家，具有一种东方式的宏观视野，这种东方式的思维与日耳曼式的黑格尔传统有相同之处，即是一种注重统一整体价值胜过建功立业价值的沉思系统，整体性与思辨性是其特点所在。刘永刚所关注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思考。在刘永刚的作品中，我感受到对现存人类文明与历史的批判性审视，以及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焦虑。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的信念受到当代生活经验的深深打扰，到处可以看到命运的无常与拒绝对之屈服的人之间的冲突，在内心深处，刘永刚仍然守望着自己的人文价值信念。
　　刘永刚的作品具有某种雄强博大的气质，整体上看类似秦汉的兵马俑。我认为，刘永刚还可以发展出更为壮阔的公共空间中的景观作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刘永刚的作品在广袤的草原上出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如雄兵百万站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会是什么样的视觉景象？简言之，对刘永刚的未来发展，我充满期待。很显然，他目前的创作，找到了一条源自传统，通向未来的重要道路。可以确定的是，刘永刚已经不再局限于绘画、书法、雕塑这些传统的艺术媒介，而是在综合材料与综合艺术的方面拓展了一条宽阔的平台，对这样的优秀艺术家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殷双喜：博士，《美术研究》副主编，《中国雕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