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潘鹤

　　采访人：吴建儒   

　　吴建儒（以下简称吴）：潘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和中国城市雕塑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您可以说是中国城市雕塑的开创者。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户外雕塑？我看到您很注重图片记录，书架上有很多相册，能不能借着这些照片回忆一下当年做雕塑的情景？

　　潘鹤（以下简称潘）：我起码有过万张照片，都没时间整理。早在5 0年代就开始做户外雕塑，那时候都比较简单，但并没有系列地发动（做城市雕塑）。

　　吴：我从您早期相册中看到这张照片，里面广场中的雕塑是您做的吗？

　　潘：不是，这个雕塑是1955 年中苏友好大厦前面的一个广场雕塑，当时全国都兴建中苏友好大厦。这个雕塑是苏联艺术家做的，当时我去了上海考察中苏友好大厦的广场雕塑，然后在上海组织翻制，运回广州再用钢架组装，中间那个是苏联艺术家，旁边是我。

　　吴：在这张照片中，您正在塑一个毛主席半身像，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当时是放在什么地方？

　　潘：这张照片有个故事可以讲。1950年初我从华南文艺学院以学生身份借调到华南文联，后又从华南文联被借调到中山县参加土改运动，任土改工作队组长。土改完之后我又被调去五省邮电总局做三反工作队长，其时把一些领导反下台，工作完之后他们一定要我留下来当工会宣教委员会主任，怎么也不让我离开。那时刚好黄新波回来组建土改展览会，我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黄新波就借着土改展览馆需要造雕塑的理由把我借调回来了，当时的土改委员会权力比华南文联的大多了，所以我才能被借走。土改展览馆即今天广州文化公园。这是我正在塑毛泽东像的照片，这个半身像是放在大堂内，另外展览馆门口的毛泽东全身像也是我做的。

　　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三水县，当时全国都在兴建毛主席像，但学生们没有做大型雕塑的经验，我又一次被借出来做雕塑。我搭好架子，叫了十几个解放军过来帮忙堆泥做毛主席像，后来因为中央突然下命令禁止全国造毛主席像，才没做成。

　　吴：这张照片是不是您在做广州解放纪念碑时的情形？

　　潘：是的，照片中的我正在做纪念碑的英雄的脚。1978年为了建广州解放纪念碑，成立了广州解放纪念碑领导小组，市长任组长，我任副组长。纪念碑即将竣工时，我趁机向领导建议这小组不要解散，继续保留兼管广州的城市雕塑，因此，1980年广州城市雕塑领导小组成立。

　　吴：除了您自己的实践，您在7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文章讨论城市雕塑，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城市雕塑？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

　　潘：我很早就开始做城市雕塑，《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这篇文章是1979年发表在广州的报刊上，1981年《美术》杂志转登，当时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中国雕塑界的重视。实际上，这是一篇总结性文章，它总结我过去多年做城市雕塑的实践体会。“雕塑走向室外”这个观点是在我担任广美雕塑系主任时（1977年）提出的，在那个年代基本没有机会做大型的户外雕塑。为了做城市雕塑我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说服省市领导，让他们认识到城市雕塑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

　　吴： 1979年成立毛泽东纪念堂修改广场雕塑筹委会，您作为领导小组成员，随考察团去欧洲考察，考察团回国之后向国家建设部提议成立中国城市雕塑领导机构，这一段历史大概是怎么的呢，对您做城市雕塑有什么启发吗？

　　潘：毛泽东纪念堂广场雕塑的计划后来被取消了。中国城市雕塑领导小组不是我提出来要成立的。当时我在广州做城市雕塑有一段时间（大概做了四年时间），后来影响到全国，刘开渠觉得时机成熟了，向上级打个报告申请成立这样一个小组。任命我为城市雕塑委员会副主任，王朝闻当正主任。

　　吴：能不能大概说说您是如何打开创作城市雕塑的局面？

　　潘：大概是这样的，文革结束后，我担任广美雕塑系主任，发现雕塑系的学生毕业后完全没出路，根本没人愿意报考雕塑系，即便考进雕塑系的学生不到一个学期就要求转系，雕塑事业显得十分沦落。

　　中国雕塑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雕塑服务于帝皇和宗教，但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之后，雕塑开始脱离宗教和封建帝皇的束缚，走向人性时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雕塑为宗教和封建社会服务，辛亥革命之后，破除迷信，各种佛像被捣毁，大型的雕塑近乎绝迹。雕塑基本上转型成为民间的小手工艺品，用于家中的摆设，比如石湾公仔，象牙雕、玉雕等等。甚至全国的美术学院都把雕塑系改成专门教授“三雕”。所谓的“三雕”就是指木雕、玉雕和陶瓷，其时雕塑系也为此做了大量准备，成立了石雕工作室、木雕工作室，建陶瓷窑，但雕塑系还是被人看不起，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仍然十分困难。

　　我这人不服输，特别崇拜米开朗基罗，他做的雕塑在几百年前就在他的国家立足，我们国家那么强大，地方那么广阔，居然没有户外雕塑，太不合理了。我开始上窜下跳，向市的领导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但还是没有做大型城市雕塑的机会。

　　到了1978年，有了一个机会。第一个港商霍英东来广东中山投资建造温泉宾馆，需要一批艺术品作为宾馆装饰，拿出十万元请我们学校为宾馆做艺术品。国画系分到最多资金，大概有4、5 万元，油画系和版画系都分到万元以上，我们系只分到2千元，并且要做10件雕塑。我们都觉得不公平，有些老师干脆说不做，但我坚决认为要做，我当时还戏谑地说，丑妇还闹出走，他们求之不得。我还向对方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做的话就做室外的（雕塑）。有些老师说做室内的雕塑都是不够钱，室外的大雕塑哪来经费？我要求全部老师自己动手，不请工人，包括搭架、翻模、焊接、安装，一切都是自己做。材料费不够我以系主任的名义向学校申请教学经费，就这样没有要求对方加钱，解决了经费问题。

　　吴：这是不是全国首家有户外雕塑的宾馆？社会的反应如何？

　　潘：是的，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大家都没听过宾馆需要摆雕塑的，游客来到温泉宾馆拍照都喜欢拍室外的雕塑，而不喜欢拍室内的国画、油画。80年代全国各地都兴建宾馆，很多投资者对中山温泉宾馆雕塑十分感兴趣，温泉宾馆雕塑的消息很快扩散至全国。过了一段时间，广东比较潮湿，宾馆餐厅的油画开始发霉，经理觉得很烦恼，餐厅里面的油画发霉，客人怎么还吃得下饭呢，于是酒店的装饰就慢慢倾向于使用雕塑。到了温泉宾馆第二期工程，雕塑的要求数量就比油画和国画多了，第三期工程就只是要雕塑，其它都不要了。第四期工程时，霍英东希望我为他们宾馆的后山开一个雕塑公园，但是我这人喜欢点火，点起了一把火之后，就没心情做下去了。立即转移开发珠海特区和深圳特区。

　　吴：做温泉宾馆那时候的照片还有吗？

　　潘：温泉宾馆照片的保留有几张，这里有两张，应该都是1980年拍的，这张（图4）里面的雕塑在1979年是用石膏做的，1980年改成石头。这张（图）拍的就是别墅前面的雕塑，我记得好像是水泥做的，当时的别墅很少以雕塑作为装饰。

　　吴：温泉宾馆雕塑的题材你们是怎么确定的？

　　潘：都是雕塑系老师一起出方案，起稿，以装饰性的为主。

　　吴：当时还有什么原因促使您做更多的城市雕塑？

　　潘：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开始搞经济特区，这是一个做城市雕塑的最好时机。我通过各种关系去认识领导，游说他们用城市雕塑为城市建设服务，我对他们说，一个城市不能只有绿化，还要有文化，文化是无形的，如何使无形变成有形，就要靠铸造下来的雕塑。一个城市有了绿化和广场还需要雕塑来画龙点睛，使软件（文化）变成硬件（雕塑），无形变为有形了，我就是这样去说服他们。把雕塑界的需要转化成城市建设的需要。

　　1979年珠海特区成立，我通过学校的党委书记接触到当时珠海市委书记，他一开始也是不重视雕塑，根本没机会和他谈如何做城市雕塑，得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需要变成别人的需要。有一次美院书记吴表凯组织胡一川、关山月、黎雄才、高永坚这些美院的老师去珠海参观，开座谈会征询我们对建设珠海的意见，他们都表示一定送出画作支持建设。当时我还比较年轻，才四十岁左右，在那些老一辈的艺术家面前我不好说什么。我只向市领导提出几点建议，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第一，香炉湾的石头很漂亮，希望当地的农民不要再爆石起房子，并且香炉湾是澳门到广州的必经之路，被弄得烂糟糟不好看；第二，沿海的路以后不要再盖房子，珠海的性格就是靠海，绝对不能失去海边的景观；第三，村民的房子不要再粉刷成“鸭屎黄”色，很难看。结果这些建议直到30年后的今天都全部被采纳，市委书记还立刻指示民兵禁止爆破香炉湾的石头。当时我注意到香炉湾的石头造型很有潜力，有像狮子的、熊猫的、老虎的、大象的，于是我又给他们出主意：我负责组织雕塑系老师到现场选石头，请打石工人过来画龙点睛，把石头雕得更加具象，其时才用了两千元，历时两年完成。

　　香炉湾完工之后改名为石景山。有一次香港电视台摄影家过来珠海，哪里都不去，专门去了石景山取景。这次可以说是为城市雕塑打开了很好的局面。后来又叫我做珠海渔女、浮雕等等。

　　吴：城市雕塑必须是置身于城市中间，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珠三角的许多城市都有您的作品，您是怎么考虑城市雕塑的题材和风格？

　　潘：有几件城市雕塑可以说实现了我的理想，那就是先有雕塑后有城市，先有雕塑后有传说。我做的城市雕塑把好几个曾经荒无人烟的地方变成热闹的旅游景点，一个是广东珠海，一个是张家界天子山，另一个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自从珠海渔女（图6 ）造好之后，那里就成了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通往珠海渔女的两百米被称为情侣路，后来发展到一千米，如今又发展到几公里长，珠海渔女沿着海边一直到澳门那段路都称为情侣路。我做事情不喜欢锦上添花，而喜欢从无到有。我在呼和浩特做了一个题目为《马上结婚》的雕塑，就是照片（图7）上面这个地方，情侣在珠海渔女谈恋爱，成熟之后，就搭飞机去呼和浩特结婚。那个地方本来是王昭君墓地，现在反而成为结婚圣地，真是奇怪。

　　这样我又完成了任务，先有雕塑后有城市，先有雕塑后有传说。现在那些地方都热闹得不得了，游客凡是去珠海的都会去看珠海渔女，去呼和浩特的都会去看马上结婚，去天子山的都会去看我做的贺龙像。

　　吴：您认为中国的城市雕塑现状如何？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雕塑是“精品少垃圾多”，您有什么看法呢？

　　潘：这点我曾经和刘开渠谈过。雕塑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室外是我们发起的，最初在广东，后来蔓延至全国各地。当时北京有一条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刘开渠和我商量说要不要把街道两旁那些雕塑全部拆掉，我说，还是不要拆，拆掉打击不了坏蛋，打击不了不三不四的艺术家，只是打击了官员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坏蛋照样可以做雕塑，拆了北京他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做（雕塑）。所以我对刘开渠说，我们提出城市雕塑，可能成为历史的功臣，但现在看来是劳民伤财、污染城市的雕塑泛滥成灾，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垃圾是明显比精品多。

　　问题在于现在很少艺术家真正为人民服务，都是在为人民币服务，有些官员就为了政绩而做雕塑，急功近利。有人问我一个月可不可以落成一个雕像，我当场对他说，你请广告公司画广告牌算了。雕塑不应该是这样的，简直就是离谱。艺术是神圣的，并不是沽名钓誉的工具。

吴：据我所知，国外并没有城市雕塑这一说法，他们多称为公共艺术，环境艺术，景观艺术等，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词呢？

　　潘：我们广东人说普通话不好，户外雕塑说起来拗口，城市雕塑很顺口的就说出来了。

　　吴：谢谢潘老师接受采访。

　　（吴建儒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