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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建构——2008首届广东雕塑大展
学术研讨会摘要
时间：2008年1月4日
地点：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研讨会人员：
黎明、曾成钢、盛杨、刘骁纯、王林、邹跃进、殷双喜、孙振华、陈云岗、杨剑平、俞畅、王中、王少军、吴鹤林、范伟民、谭天、李旭、李公明、陈培一、张树国、李正天、王见、傅中望、王璜生、霍波洋、潘鹤、唐大禧、梁明诚、李汉仪
主持：黎明、孙振华、李公明
孙振华（深圳雕塑院院长）：各位下午好，下午的研讨会由我和李公明来主持，首先请展览的主要策划者，也是广东省美协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黎明教授发言，对我们这次展览会的基本状况，以及主题等等做一个阐述。
黎明（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欢迎各位学者、教授和同行。本次大展的宗旨是转型和建构，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展览来了解广东雕塑从业者的状态，也检阅一下我们的力量。大家知道上世纪5 0年代以来，广东雕塑一直在全国有它的特点，比如说最开始我们国家成功的城市雕塑《五羊雕像》，出自于上世纪0年代，后来的《广州解放纪念碑》，一直到《欧阳海之歌》雕塑，改革开放的《开荒牛》、《珠海渔女》，广东雕塑公园的建立等等，以及广东美术教育方面的雕塑教育，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发展到现在，状况怎么样，我们没有底，借着这次广东美协换届，重新建立起广东美协雕塑艺术委员会，我们商量能否搞一次广东雕塑大展来展示现状，告诉市民以及全国同行，所以我们提出转型和建构。有的人说“转型”很时髦，实际上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型期，转移到经济建设、市场经济，由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变成知识密集型，特别是广东。我们面对着大的形势之后，艺术家也要转型，受着院校的革命现实主义良好传统的影响，在今天，很多艺术家也在想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特别是怎么样走自己的雕塑专业之路。在“转”的过程中间，是否也应该建一个什么东西，摸索出自己的路子，找到自己的潜力，这种个人的探索形成了广东多元的局面，也构成了广东的风格，所以我们提出大的转型和建构。在这次展览中间，不同于以往的展览设金、银、铜奖，我们设了六个奖项，前五个奖项叫最佳本土奖、最佳关注社会奖、最佳材料奖、最佳创意奖、最佳新人奖，各两名，最后十名是大展提名奖，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做个导向，现在看来基本上达到目的。而且在评奖过程中，我们也为很多作品的成绩感到鼓舞，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到了700多件作品，从中选了100多件，这是对广东雕塑力量的检阅，希望在研讨会中间大家帮助我们把把脉，我们有幸邀请了全国30多位在第一线的雕塑家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参展。这次展览的特点是以中青年为主，我们想推出新人新作。再次感谢来自各地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们。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非常感谢黎明教授的发言，他号召我们给广东雕塑把把脉，下面请各位来宾发言。
殷双喜（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我有几点不太成熟的想法，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首先，我觉得这个展览非常令人振奋，一个省做这么大的雕塑大展，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广东雕塑界的团结、魄力和付出的劳动，最重要的是这次展览很客观地展现了广东雕塑创作的现状，这使得我们对广东雕塑的了解、研究甚至批评都有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这个展览分三部分：邀请、历史的回顾、还有探索性作品，这个思路是很对的，也很全面。作为第一届大展，任何人来做这个展览都不会离这个思路太远，要做一个团结的展览，胜利的展览，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我也注意到这样的展览以后可能要变成一个常规性的展览，两年也好、三年也好要继续做下去。我希望广东不仅开风气之先，敢想敢做，而且能够真正对中国的雕塑学术有推动作用，希望今后的展览里能够就中国雕塑的现状做一些调研之后，从广东的现状出发，多进行一些专题性和学术性的展览，尽可能有一些学术性的话题，作为我们的探讨方向，使我们的展览更具有专业和学术特点，而不是一般性的小型全国美展的单项展览。
这个展览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学院的雕塑以写实教育作为基础，在当代创作中间，这种写实的价值和意义。很多学生的创作是从人体、人物出发，体现出他的教育背景，写实主义在当代是作为一种传统？还是作为基础？还是作为一种资源？它的发展的可能性如何？这个问题特别对我们的雕塑教育和创作会有很大的启发。这个展览以后能够和环境结合，有许多作品都是自己在工作室做好的，送来挑选。但是能够和美术馆环境结合的，我看像唐颂武那个大螺丝很有意义，这种思考很有价值。雕塑家对待场所、环境、空间要有敏感，除了自己的作品实体以外，对待雕塑的环境，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和城市，就是和美术馆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以前我了解到，广美雕塑系曾经做过试验，让学生到华南理工大学学建筑，这样毕业出来的学生，对于环境的意识非常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记得韩国曾经有一些当代艺术家到北京做展览，想和中央美院雕塑系座谈，我了解他们的简历大部分是雕塑系毕业的，雕塑家对材料、对空间的感觉也是他们天然的强项，是一种本份。雕塑不仅注重实体，还要注重区域的空间相互关系，更不要说进一步研究人文空间和一个场所的历史、地理的文化关系。在这方面如果只盯着手边的材料，而对历史环境和文化的东西缺少思考和对应的话，可能会使我们的作品受到相当大的局限。
第二点、这次展览是广东省美协雕塑艺委会主办，但是我看了一下，主要承办是广州美术学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地区、一个时期它的美术的主导力量是什么？我认为广东这10多年来，主要的引导力量是美术馆。广东的美术馆在全国是领先的，做得非常好，这和广东有一批优秀的美术馆长是有关系的。北京目前的美术潮流是被拍卖会和画廊所引导的，在美术制度方面目前当代艺术的躁动、“繁荣”是由拍卖和画廊引导的，那么我要问：学院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的继承场所，它的价值在哪里？对于艺术的传承和创造，它的地位在哪里？我曾经提过，要重新确立学院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和权威。学院对当代艺术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影响，发生联系？是听之任之？还是漠不关心？还是拒之千里？我觉得学院在一个时代的学术的传承和推进中应该是学理最深厚的一个地方，是做研究和教育的，这种研究和教育跟创作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认为，学院对待创作这个事情不能只是学生毕业的时候有个毕业创作，当作一个教学任务来看，而是应该毫不犹豫地、真正地、积极地介入当代艺术的发展。我记得徐冰他们到美国去做展览，最初的这些展览，包括陈丹青的，都是美国的大学、艺术学院组织的展览，在大学里面进行讨论，由教授进行研究，然后才扩展到美术馆、博物馆的系统。当然，画廊在当代艺术发展当中会越来越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具有试验性，由于它的功能所致，它必须要不断寻找新艺术家进行探索，画廊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学院在这方面能够表现出更大的非功利性的力量和学术的价值。这样一来广东地区雕塑艺术的整体生态环境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在广州美院，我记得1992年我跟一些朋友在这里做展览，那个时候试图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但是恰恰是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省份——广东的艺术市场到现在为止仍然很不发达。广东的艺术家或者是雕塑家如果现在不让他做城雕的任务，他可能没有其他收入了。其实一个优秀的雕塑家不做城雕，他的雕塑作品也应该有很多的人来喜爱和收藏，具有价值。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做的东西又学术又有人收藏，他何乐而不为，他干嘛要陪着城市的某些领导去喝酒，去接活呢？我觉得中国雕塑家应该努力在这方面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完成这样一个生态的转换。就是说单纯依靠城雕这样一个生存状态转到学术性的、架上雕塑的创造和研究，而市场制度和美术馆基金会的制度要跟上，这是我们今后希望做的。广东在这方面艺术的生态环境还需要扶持和培育，使广东真正在经济发达以后，从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使广东像今天那位令人尊敬的雕塑展的赞助者一样，能够把资金转向艺术方面的收藏和艺术资助，我觉得这方面雕塑艺委会、美协和美院这些机构都有责任共同促进这个环境的转变，而不是只是盯着眼前自己的事情。
最后一点，重建学院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价值观。我们当代的雕塑家培养的人才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当然也是令人尴尬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体育评论员的夫人大闹电视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谈到法国的外交部长说，一个国家除非你有真正的价值观可以输出才能称为大国，法国的外交部长不管你国民总产值是多少，你有价值观输出你才是大国。她用这个开场白来批评她的老公。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学院作为大学，要在这个时代重建新的人文价值，艺术家在这方面能做什么？而不是一般地简单地对社会做出被动的反应。
李公明：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的尖锐，价值观的输出。我希望就这些话题的打开，有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看了展览我非常兴奋。第一个原因是，1992年的时候我就在广州美术学院做一个文献展，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比较开放，当时又是广州双年展期间，做了很多的研讨会。90年代初期，批评界有一种意识，想要推动在整个社会包括在市场中当代艺术的发展。第二，80年代雕塑在整个中国艺术运动当中不是特别突出，当时有少量的探索，没有形成很大的力量，我想是因为雕塑的成本比较高。当时绘画很热闹，但是雕塑学生有点寂寞的感觉，所以在90年代初期，浙江美院做了一个青年雕塑家的展览是最早的启动，我在四川做《雕塑与当代文化》的活动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呼应，想把当代的概念引入到雕塑的创作当中。博物馆的系统。当然，画廊在当代艺术发展当中会越来越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具有试验性，由于它的功能所致，它必须要不断寻找新艺术家进行探索，画廊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学院在这方面能够表现出更大的非功利性的力量和学术的价值。这样一来广东地区雕塑艺术的整体生态环境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在广州美院，我记得1992年我跟一些朋友在这里做展览，那个时候试图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但是恰恰是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省份——广东的艺术市场到现在为止仍然很不发达。广东的艺术家或者是雕塑家如果现在不让他做城雕的任务，他可能没有其他收入了。其实一个优秀的雕塑家不做城雕，他的雕塑作品也应该有很多的人来喜爱和收藏，具有价值。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做的东西又学术又有人收藏，他何乐而不为，他干嘛要陪着城市的某些领导去喝酒，去接活呢？我觉得中国雕塑家应该努力在这方面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完成这样一个生态的转换。就是说单纯依靠城雕这样一个生存状态转到学术性的、架上雕塑的创造和研究，而市场制度和美术馆基金会的制度要跟上，这是我们今后希望做的。广东在这方面艺术的生态环境还需要扶持和培育，使广东真正在经济发达以后，从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使广东像今天那位令人尊敬的雕塑展的赞助者一样，能够把资金转向艺术方面的收藏和艺术资助，我觉得这方面雕塑艺委会、美协和美院这些机构都有责任共同促进这个环境的转变，而不是只是盯着眼前自己的事情。
最后一点，重建学院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价值观。我们当代的雕塑家培养的人才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当然也是令人尴尬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体育评论员的夫人大闹电视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谈到法国的外交部长说，一个国家除非你有真正的价值观可以输出才能称为大国，法国的外交部长不管你国民总产值是多少，你有价值观输出你才是大国。她用这个开场白来批评她的老公。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学院作为大学，要在这个时代重建新的人文价值，艺术家在这方面能做什么？而不是一般地简单地对社会做出被动的反应。
李公明：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的尖锐，价值观的输出。我希望就这些话题的打开，有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看了展览我非常兴奋。第一个原因是，1992年的时候我就在广州美术学院做一个文献展，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比较开放，当时又是广州双年展期间，做了很多的研讨会。90年代初期，批评界有一种意识，想要推动在整个社会包括在市场中当代艺术的发展。第二，80年代雕塑在整个中国艺术运动当中不是特别突出，当时有少量的探索，没有形成很大的力量，我想是因为雕塑的成本比较高。当时绘画很热闹，但是雕塑学生有点寂寞的感觉，所以在90年代初期，浙江美院做了一个青年雕塑家的展览是最早的启动，我在四川做《雕塑与当代文化》的活动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呼应，想把当代的概念引入到雕塑的创作当中。博物馆的系统。当然，画廊在当代艺术发展当中会越来越起重要作用，因为它具有试验性，由于它的功能所致，它必须要不断寻找新艺术家进行探索，画廊也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是学院在这方面能够表现出更大的非功利性的力量和学术的价值。这样一来广东地区雕塑艺术的整体生态环境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是在广州美院，我记得1992年我跟一些朋友在这里做展览，那个时候试图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但是恰恰是经济发展最发达的省份——广东的艺术市场到现在为止仍然很不发达。广东的艺术家或者是雕塑家如果现在不让他做城雕的任务，他可能没有其他收入了。其实一个优秀的雕塑家不做城雕，他的雕塑作品也应该有很多的人来喜爱和收藏，具有价值。如果一个艺术家能够做的东西又学术又有人收藏，他何乐而不为，他干嘛要陪着城市的某些领导去喝酒，去接活呢？我觉得中国雕塑家应该努力在这方面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完成这样一个生态的转换。就是说单纯依靠城雕这样一个生存状态转到学术性的、架上雕塑的创造和研究，而市场制度和美术馆基金会的制度要跟上，这是我们今后希望做的。广东在这方面艺术的生态环境还需要扶持和培育，使广东真正在经济发达以后，从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使广东像今天那位令人尊敬的雕塑展的赞助者一样，能够把资金转向艺术方面的收藏和艺术资助，我觉得这方面雕塑艺委会、美协和美院这些机构都有责任共同促进这个环境的转变，而不是只是盯着眼前自己的事情。
最后一点，重建学院的权威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价值观。我们当代的雕塑家培养的人才最终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前两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视频，当然也是令人尴尬的，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体育评论员的夫人大闹电视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谈到法国的外交部长说，一个国家除非你有真正的价值观可以输出才能称为大国，法国的外交部长不管你国民总产值是多少，你有价值观输出你才是大国。她用这个开场白来批评她的老公。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学院作为大学，要在这个时代重建新的人文价值，艺术家在这方面能做什么？而不是一般地简单地对社会做出被动的反应。
李公明：最后一个问题非常的尖锐，价值观的输出。我希望就这些话题的打开，有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王林（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看了展览我非常兴奋。第一个原因是，1992年的时候我就在广州美术学院做一个文献展，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比较开放，当时又是广州双年展期间，做了很多的研讨会。90年代初期，批评界有一种意识，想要推动在整个社会包括在市场中当代艺术的发展。第二，80年代雕塑在整个中国艺术运动当中不是特别突出，当时有少量的探索，没有形成很大的力量，我想是因为雕塑的成本比较高。当时绘画很热闹，但是雕塑学生有点寂寞的感觉，所以在90年代初期，浙江美院做了一个青年雕塑家的展览是最早的启动，我在四川做《雕塑与当代文化》的活动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呼应，想把当代的概念引入到雕塑的创作当中。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就十几年的时间，雕塑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已经开始把很多的精力、金钱、时间投入到个人的创作当中，我觉得这是雕塑的希望，也是中国当代艺术非常活跃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雕塑界已经处在个人创作活跃，雕塑批评刚刚兴起的大好背景。我觉得广东雕塑大展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广东美协雕塑艺委会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当然这个展览首次举办，它必须面对广东所有的雕塑家，而且要面对广东这十几年的雕塑创作，所以这个展览的负担比较重，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展览呈现的面貌还是有一些缺点的，例如空间的布置太紧了，展览比较拥挤。
刚才殷双喜的意见我很赞成。因为我们如果要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展览的话，不管是两年展还是三年展，那么，你要面对的就是第一届和第二届之间的这段时间，你要每一届都有新的面貌，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变成一个长期的展览，还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调整和改进：1、应该主题化，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届展览主要做什么？这样的话大家创作的时候可以思考，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不一定每一届每个人都要参与。2、这个展览有两点做得非常好。一个是用邀请展的形式和现状的东西进行对比，我觉得作为一个省的展览，它把全国的一些知名雕塑家的作品邀请过来，做一个有选择性的邀请展，而且不一定要很周到，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的学生带来雕塑创新的最新成果和最新鲜最有创意的信息，这个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另外一个，这个评奖的考虑是非常好的，按照创意、社会的关心程度、材料等，我们还可以考虑空间方面的创意奖。而且既然是做这样的展览，其实我们也不妨借取像上海双年展的模式，有一些外围展，这样的话更广泛。我从这两个方面补充一下殷双喜的建议。
我觉得当代的艺术对雕塑而言，有三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地讨论个体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整个当代艺术的过程，就是以一种艺术中呈现的个体意识去改变集体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过程和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强调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个体的意识呈现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雕塑批评的兴起，在座的有孙振华、殷双喜、陈云岗等这些雕塑界的批评家们，但是雕塑批评只是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到理论和学术的力度上去。比如最近这两年我们讨论很多的公共性问题。其实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误区。首先我们是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去取代公共性问题，其实公共艺术是指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在公共的场所里出现的艺术，但是公共性问题讲的是个人在公共社会当中的权利以及这种权利的共享和他的责任和义务问题，所以它的前提必须是个人的自由，没有个体性是没有公共性的，没有自由化也就没有大众化。
第二个是当代性的问题。不管我们怎么样强调雕塑的特殊性，它也是当代艺术。这样就必须考虑它的当代性，除非你在当代艺术中退出。当代性问题的核心不是它的形态问题，也不是它的语言问题和形式问题，而是它的艺术创作的问题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观念性。其实观念性的根本就是你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所以我觉得当代性就是问题意识，就是我们面对社会文化精神问题的时候，雕塑能够做出什么反应，它们能够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觉得当代性的问题应该在雕塑界，也应该在雕塑批评界里面提出来。
第三个，我们在近期的雕塑里面可以隐约感觉到一种创造力的发生，可以简单地说是中国性的问题。我们在近期的雕塑当中发现很多雕塑家在个人创作里面开始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思维形式、方式变成自己个人的雕塑语言，比如一种书写的方式进入到雕塑创造当中。表面地说，像陈云岗的作品、黎明的《书写》、吴为山那种写意的手法等等。我们雕塑批评应该去研究正在发生的雕塑个人创作当中那些有价值的、具有中国性的因素，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把他们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雕塑批评非常关注的问题。
刘骁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我谈一下对转型和建构的理解。我总的感觉这个展览用“转型”这个词更多的是回顾和展现现状，建构更多的是一种未来期待。
“转型”比较准确地体现了目前艺术发展的自由、探索、多元，比较恰当地描述了不光是广东，包括全国雕塑界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状态。这种多元本身不是一般的多样化，而是很多在原来的雕塑概念中认为不能允许的东西存在了，而且大家觉得它有合理性，也把它展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恰当的“转型”。
“建构”我理解它更多是一种期待。建构和解构这一对概念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深层的解构才可以称之为解构，这种解构必然有建构。如果没有建构，就没有解构。所谓解构本身就是针对以前的，也就是针对雕塑已经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的历史，如果它觉得这个历史有问题，就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往往是对过去的解构。我研究的形态发展史的过程来说，都是一种对大一统的解构，实际上，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都是在解构大一统。这种解构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对大一统的深刻理解。有了这样的深刻理解你的解构才可以提出问题，问题的本身就可以建构。
李公明：刚才王林提出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具有学术讨论的价值。当代性的核心观念是一种问题意识，是要针对某种特定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赞同他说的核心观念，是以个体表达自由来对抗一种由来已久的历史形成的大一统思维。
我这里想谈一个问题，所谓的问题意识不是虚空的，肯定是从每个创作者生活的语境出发，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本土资源和综合资源。我对王林讲的中国资源还是有一点质疑，我觉得他谈的更多是中国的符号，而我认为更多的是与当代性联系起来的中国问题。特别是当下这个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很多东西已经不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但是它确确实实是本土的问题，比如陕西华南虎这个事件凸现出来，文化的虚拟是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历史、面对真假的态度。本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处理成为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这里面没有任何中国的传统符号，但确确实实把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许许多多的官场弊病都凝结在一块，这就是一个本土问题，本土资源。我觉得当代艺术的这种当代性应该是很敏锐的、很有深度地去回应生活当中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想我们就不仅仅是走出一个集体的话语，回到个人话语的问题，同时还要积极地以个人的话语去互相沟通，激发自己的思维，这是我觉得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话题。
回到展览本身，我谈重构这个意义引申的范围非常广泛，关键是重构我们和社会的关系，重构我们对社会的态度，重构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样交流。对这个社会，对这种制度的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带来的创伤也好，幸运也好，我们有什么看法，需要通过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段来呈现我们的意见和情感，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重构不是简单说我们要重构一个平台，平台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了平台用来做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在展览里面，可以体现出当代的中国雕塑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是有一种当下本土问题的指向。我很想在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入的讨论。
王中（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我首先想感谢两位主持人，由于你们的引导，使这里的研讨会真正进入到高潮，不像以前有很多的研讨会，大家都说些客气的话。今天这个会能进入这样的语境，也源于整个国内的雕塑界都有一种当代的紧迫感，我很赞同刚才王林先生提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
第一个，雕塑主要是一个空间的艺术，从宏观的国家的角度看，我们对当代文化艺术的态度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欧美的百分比艺术不仅仅是有了百分之一的资金，大家有钱了可以做这个事，更重要的是这个事背后的体系，包括文化系统和基金等等体系来保证国家对前沿艺术的态度。很显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有缺失的。我举一个例子，今年上半年有一个美国的独立策展人找到我，说今年2008年要做一个公共艺术展览，他手里的艺术家作品都有一些初步的想法，我非常欣赏。我知道这个事情在中国是很难推进的，但是我还是去找了一些人，试图来推动这件事，但实际上最后的效果非常不好。这里面有一个国情的原因。就像我去参加北京奥运开幕式的事情，可能很多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方案被毙掉，最后可能全国的观众会看到非常绚丽精彩的一个东西，但我们是不是像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给全球带来一个新的文化观念？肯定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看到多哈亚运会很炫，很漂亮，但是没有给全球带来非常新的文化观念。我觉得这个从宏观来讲真的是先天不足，所以从这点来讲，我们雕塑界非常尴尬。一方面我们所谓的城雕没有进入真正的公共体系，另外一方面进入市场的艺术家，其实也是被金钱左右的，两个都是被动的。宏观的问题应该由雕塑界共同来推动。我相信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转型，我们现在非常像80年代的台湾。
第二个，从中观来讲，在中国，学院雕塑家占很大的比重，一直以来是主体发言人。我们学院雕塑家应该反思，我们现在和当代艺术，跟当代语境是脱钩的。因为我们好像很沉重。我们上午的座谈会有一些争论，我们总爱讲为雕塑造型语言找一些什么东西，非常沉重。那么什么是本体造型语言？你搞不清楚，我们这代人大部分是学古典的，你不自觉就会带着脚镣来跳舞。我们可以从这个展览中看到这种痕迹，尽管这个展览面貌已经非常开放。你的即兴和实验性其实都是别人早就做过的。整个雕塑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要站在当代艺术的角度来讲，甚至很多画家用雕塑语言做的东西，比我们雕塑界做的要好，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应该迎接未来，对未来有一个态度，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其实一个语言它是一种传播意识。整个雕塑界，这种传播的意识，显然是封闭的，是不是可以辐射更大的空间，或者通过更大的语境去颠覆人的价值观，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到。我觉得任何一个奥运主办城市都会带给未来一些新的观念，我们在谈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其实我觉得科技奥运非常简单，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说是和世界同步的，绿色奥运我相信中国政府做这个事情也是很简单的，现在看北京天很灰，我相信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肯定是蓝的。但是人文奥运，确实是非常难，难道弄一些老太太扭秧歌就是人文吗，那远不是。人文就是整个国家的姿态，我们做到了没有？我们的奥运能不能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准备，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在2008年之初，有这么一个展览，大家来研讨会谈到这个话题，这个是一个敲门砖。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我参观了这次展览，有一个基本的感受，就是三楼的作品非常有活力。我在看第一第二层的时候，跟王中的感觉是一样的，到第三层确实是不一样，有一点激动。我没有看作者，就是凭印象。上面三层雕塑展的作者是广东的，这个就说明广东的雕塑是非常有活力的，建构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我个人感觉来讲，是走在当今学术前沿的，因为这里边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观念问题，思想问题。所以我在想什么叫当代性问题。我们可以说中国雕塑艺术进入当代领域，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从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术邀请展开始，雕塑开始进入学术的领域、当代的领域。我写新中国美术史，广东有两位重要的雕塑家，一个是潘鹤先生还有一个唐大禧先生。潘鹤先生的《艰苦岁月》是经典中的经典，在新中国里面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这个是钱绍武先生讲的，他讲有两件作品，在新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1976 年以前，一个是《艰苦岁月》还有一个是《庆丰收》，我特别赞成他的观点。所以我就反过来想到一个问题，什么叫集体主义。王林先生激烈地抨击集体主义，但集体主义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艺术史的问题。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自由了，我们今天可以说任何的话，但是我们艺术的创作力是否还能够保持，或者说还能够像我们前辈那样，那么真诚地去关注我们的命运，中国也好，民族也好，这样一种命运。实际上当代艺术就是新集体主义，就是刚才李公明讲的公共性。公共性就是一种新集体主义，不是现代主义那种王林特别推崇的主体性。这里面我们要说清楚一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80年代对解构文革的专制主义是非常有功劳的，我们要特别强调这点，它在中国的转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个人主义、主体意识、主体性、自由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包括解放，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从一个集权主义的时代走向一个相对民主和自由的时代，这个主体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清楚，当代性不是主体性，当代性是一种新集体主义，是一种公共空间的自由交流，我们要关心的是公共的话题，这个就是当代性。所以我们会发现沃霍尔为什么要弄电影。沃霍尔就是当代的，沃霍尔为什么要把这些电影明星搞出来呢？因为这些电影明星是集体主义的。艺术家们要表现的是一代人的梦想，是一个集体的梦想，一个美国的梦想。要把这些梦想进行重新反思，反思的是美国梦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后现代主义是不讲个人的，不讲艺术家的，艺术家已经死了，叫主体死亡，叫当代。如果你还在讲我怎么样，你肯定没有进入当代，你还在现代主义里面。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就是说当你想进入当代的时候，你不要想自己怎么样，我作为艺术家怎么样。孙振华说我是后现代主义的推崇者，我确实是一个推崇者。因为从毛时代的集体主义到后现代的新集体主义，又是一个新的转型。我们要看到它的价值。所以这不是语言问题和本体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是整个历史，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大转型，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转型，那我们就不知道哈贝马斯的意义，也不知道后现代是干什么的。
我还推崇现代主义的荣格。荣格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歌德是浮士德的工具。艺术家是工具？是集体意识的工具，其实沃霍尔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整个社会的转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比如说中央美院的展望、隋建国等等。其实他们是新集体主义的代表，他们表达的不是他们个人的思想，他们要表达的是20世纪新集体主义的态度。所以我说什么叫当代性，首先要去掉的是现代主义的主体性，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清楚没有。
李公明：我想王林又要发言了，关于当代性、个人自由和集体问题是很关键的问题。
王林：刚才邹跃进说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问题。首先我觉得邹跃进用了一个新集体主义的概念来勾画当代性。我觉得这个概念需要论证，新集体主义是什么。他的论证是主体性消失了，也就是现代性消失了，所以要回归到集体主义，其实你的新集体主义和旧集体主义没有区别，在我的理解当中，你是在沿用毛泽东时代的艺术。那么我现在要直接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当代，主体性并非不存在，只是发生了变化，那么今天的主体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里面，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即使不能解决，我们也必须在精神生活当中去面对。也就是说，问题在今天不只是对象化的，不只是属于环境、社会和传统的，问题同时也属于我们，我们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就是问题本身。因为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没有人是干净的。时代问题跟你的存在没有关系吗？人口问题跟你的存在没有关系吗？你就是人当中的一个。农民问题就只是农民的吗？是城市的需要造成了农民工，所以我们的需要造成了问题，我们就是问题本身，正是在问题的共同性、共生性当中，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一种相互介入的互动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主体性发生了变化，并不是主体已经消失了，并不是个人的价值被集体主义取代了。这个我根本不同意。
李公明：非常精彩，那么我想说的是过去读过美国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主体性的黄昏》，他说的那个主体性其实就是刚才王林所阐述的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我们把它放在艺术和科学的由来已久的历史对抗中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绝对主宰意志的死亡，再也不可能像人们对科技的崇拜那样，对我的主体性有一种无限张扬的信心了，这个社会不是变的越来越没有问题，相反问题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的无限扩张有所抑制，但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作为人的个体思考和自由。恰恰相反，这种思考包括了对我们自身的怀疑。而我对老邹有一个猜测，你整个思想背景的脉络，是与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新左”的思潮有某种联系。当然，我对“新左”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对错的评论。在这种思潮里面，把过去的集体主义否定，然后提出一个新的集体主义来取代它。在这个过程里面，似乎个人的、主动的、自由的抗争能力还是要被淹没。我觉得从学理上来讲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现在仍然是要弘扬个体自由，你要说把这个问题去掉，这个就太怪，逻辑上也是很难成立的。
邹跃进：新集体主义就是我们要关心大家关心的问题，所谓新集体主义是个假词，实际上就是大家不要关心个人的问题，现代主义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所以只关心到我心里怎么想？但是后现代还要关心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王林谈的词，用哲学的概念来讲叫主体坚信，主体的死亡要用主体坚信来代替，这个是公共领域的前提，公共领域之所以能成立，主体是可以通过坚信关系来交流，达到共识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主体都是被某些人某些制度生产出来的。实际上后现代的艺术要反抗、要质疑的就是这些东西。质疑这个生产我们主体的社会、这种文化、这种权利。这个就是当代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政治波普有意义。这个质疑是我们集体意识的呈现，都是我们大家经历过的东西，所以政治波普有当代性。
李正天：（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我听了你们讲的话有一点是共同的，艺术家是以独立的人格关注当下的重大问题，他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去搞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果一个艺术家对当下重大的问题不敢以独立的立场用形象来说话，他是失位、失职的。
孙振华：邹跃进想质疑的是所谓艺术家的本身，艺术家凭什么讲话？我们有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主体的存在？我们所说的主体性，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其实都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你是被决定的，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你在被话说，其实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这个语境给了你这么一种话。你还没有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话已经把你控制了，你是在这个话语的控制之中，然后你自己觉得你特别自由，特别奔放，特别想摆脱这种束缚。我理解的后现代是想描述个人在当代生存中不可把握，无法言说的困境，所以它通过艺术表达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比较模糊的，就是邹跃进讲的集体的，好像是大家的。你要想寻找所谓的个人主体性，特别精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能够解放我自己，通过艺术来替代上帝拯救人类，我替邹跃进讲，看来不太可能。
李公明：你说了这么大一堆不是你说话，而是话说你，无非也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就是每个人在生活情景当中都是受到生活条件的制约。由于时间的关系，讨论告一段落，尽管我并不太同意邹跃进的观点，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提出这样的命题，让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相信王林以后也会继续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我最后补充一点，讨论当代性也好，主体性也好，真的不是理论家过过口瘾，要来掉掉书袋，其实真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包括雕塑，它的未来的可能性，它建构什么东西，建构出来对我们有什么用处，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
孙振华：今天上午我们有一个临时的座谈会，加上下午，我稍微归纳了一下，一共讨论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转型和建构的认识、分析以及它的含义。第二个讨论了关于我们现在的雕塑主要是强调语言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这里出现了一个小的争论：问题意识。这个是雕塑界目前主要面临的问题。第三个谈到雕塑和公共性的问题，这个公共性的问题包括个人架上雕塑怎么样走向社会空间，包括公共艺术和公共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今天也谈的比较充分。第四个就是刚才争论比较热烈，也是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代性的问题。要非常感谢邹跃进，任何讨论会都需要像邹跃进这样的人来大胆提出问题，我要帮邹跃进解释一下。邹跃进发言一完，我就意识到，他肯定会被猛烈的抨击，我看他孤立的一个人，所以我要替他补充一下。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对当代性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我想自由主义也包括一种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的自由主义，所谓消极自由主义就是我有不做什么的自由，积极自由主义有一种努力争取民主的自由。第五个问题就是谈到学院，学院如何在当代雕塑，当代艺术空间里面起作用。第六个就是广东的雕塑地域性，对广东雕塑发展脉络的梳理。第七个问题谈到关于展览技术性的问题和建议。
这些问题都非常好，总结起来是我们研讨会非常好的成果，我认为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非常成功，很难得大家这么大动肝火来针对问题进行讨论，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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